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學生們所作。
《禮記》是戰國至秦漢年間儒家學者解釋說明經書《儀禮》的文章選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資料彙編。《禮記》的作者不止一人，寫作時間也有先有後，其中多數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學生們的作品，還兼收光秦的其它典籍。
據傳為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學生們所作，西漢禮學家戴聖所編，孔子教授弟子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中國古典文化中最高哲理的載體，但是文古義奧，不易通讀，因而多做解讀以輔助理解，六經中的“《禮》”，後來稱《儀禮》，主要記載周代的冠、婚、喪、祭諸禮的“禮法”，受體例限制，幾乎不涉及儀式背後的“禮義”。而不瞭解禮義，儀式就成了毫無價值的虛禮。所以，七十子後學在習禮的過程中，撰寫了大量闡發經義的論文，總稱之為“記”，屬於《儀禮》的附庸。秦始皇焚書坑儒後後，西漢能見到的用先秦古文撰寫的“記”依然不少，《漢書·藝文志》所載就有“百三十一篇”。
《隋書·經籍志》中說，這批文獻是河間獻王從民間徵集所得，並說劉向考校經籍時，又得到《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記》《王史氏記》《樂記》等數十篇，總數增至二百十四篇。由於《記》的數量太多，加之精粗不一，到了東漢，社會上出現了兩種選輯本，一是戴德的八十五篇本，習稱《大戴禮記》；二是戴德的侄子戴聖的四十九篇本，習稱《小戴禮記》。《大戴禮記》流傳不廣，北周盧辯曾為之作注，但頹勢依舊，到唐代已亡佚大半，僅存三十九篇，《隋書》《唐書》《宋書》等史乘的《經籍志》甚至不予著錄。《小戴禮記》則由於鄭玄為之作了出色的注，而風光無限，暢行於世，故後人徑稱之為“《禮記》”。
從其成書年代和過程可以看出，《禮記》一書基本反映了春秋戰國至西漢早期的社會現實。
在西周時期，整個社會由一系列依靠血緣關係和父系家長控制的宗族而構成，宗法制度是這個時期的基本社會結構。個體家庭還沒有完全獨立出來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而到了春秋戰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革，社會結構也隨之出現改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個體家庭開始從宗族社會中獨立出來並迅速成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調整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成為社會上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方面，隨著井田制和宗族家庭結構的逐步瓦解，在士、庶階層中，個體家庭經濟與生活的獨立性日益增強，一夫一妻制的個體家庭逐步發展起來。特別是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各國的變革潮流，“編戶齊民”的制度逐步在各國建立起來，個體家庭取得了快速發展。但是在新的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中，這些小型家庭在經濟上極其脆弱，在嚴重的生活壓力之下，家庭內部必須建立穩定而又牢固的關係，才能共同維持基本生活。
另一方面，由於西周宗法封建制度的日趨瓦解和禮樂制度的逐步破壞，“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文化壟斷也發生了改變，一批舊貴族由於戰亂和王國等原因，其身份由貴族轉變成士民和庶人，其所掌握的貴族文化和理解也隨之流傳到民間，這就是所謂的由“學在官府”到“學在民間”的文化下移過程。在這種情況下，原先在貴族社會中廣為流傳的“禮”主要是維持家庭成員關係的各種禮節逐漸下移並被普通家庭所接受，以“孝悌”為核心的父子兄弟的血緣關係倫理和以“婦道”為核心的夫婦關係倫理逐漸成為調節家庭成員關係的重要倫理準則。
